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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不是矫情,是真痛!

来源:ifengbook    发布时间:2017-09-13 07:36:23


为什么大脑会以这种方式构建——让我们在伤心欲绝时感到的痛苦与不慎摔断腿时一样?为什么被拒绝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会如此之大? 




著名喜剧演员杰瑞· 宋飞(Jerry Seinfeld)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根据大多数研究,人们最害怕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相比之下,死亡不过是他们第二畏惧的事情。果真如此吗?如果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来说,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葬礼,你宁愿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是你,也不愿意站在亲属面前念悼词。


宋飞的这个笑话是有根据的,它基于1973 年完成的一项针对2500 人的调查结果。在这项调查中,有41% 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而只有19% 的受访者说他们害怕死亡。这个排序似乎不太可信,因为在其他类似的调查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结果。不过,在我们最害怕的事项清单里,公众演讲的排名确实通常都比较高。“我们最害怕的”排名前十的事项里通常都有以下三项:与重大人身伤害和死亡有关的事情、至爱之人的死亡或离去以及在公共场合讲话。


当然,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恰恰是因为人类当初会进化出恐惧感的原因。对于那些对危险的威胁缺乏最基本的恐惧感的“准祖先”来说,他们永远也没有机会变成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可能根本活不到繁殖后代的时候。对失去所爱之人的恐惧也很有进化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把基因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也会令我们害怕呢?达尔文的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在公共演讲与生存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一想到要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们就会感到害怕,那么我们到底是在怕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大多数人在与朋友、家人以及同事聊天时都会觉得非常惬意。所以,让我们感到紧张的肯定不是“讲话”这件事。让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的是“公众演讲”中的“公众”——无论我们面前的陌生人有10 个、100 个还是1 000 个,总之,我们害怕的就是这些陌生的公众。


你可能与我一样小时候看过一些这类电视节目:一个六年级的学生需要在一个挤满了学生的大礼堂里做演讲,但他老是忘词,结果成了学校里的一个笑柄(直到他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些勇敢的事情,并且赢得了学校里一个可爱女生的芳心为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害怕被大家认为自己是一个愚蠢或者无能的人,害怕被所有人拒绝。的确,在一大群人面前公开演讲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使得所有可能反对自己、拒绝自己的人数大大增加。


令人好奇的是,演讲者可能根本就不认识或者不在乎来到现场的大多数人,为什么这些观众的想法对演讲者还会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演讲者害怕因被拒绝而遭到伤害。你不妨试着问一下自己,在你的一生中所遭遇的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你是不是想到了那次断腿事件给你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或是自己跌过的那个大跟头?我的猜测是,在你最痛苦的经历中,至少会有一次可以被称为社会痛苦的经历——自己深爱之人死亡、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或者被当众羞辱。为什么这些事件会跟“痛苦”这个词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当人类在经历对其社会连接造成威胁或损伤的事件时,大脑的反应几乎与它对物理疼痛的反应一致。



疼痛,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为什么大脑会以这种方式构建——让我们在伤心欲绝时感到的痛苦与不慎摔断腿时一样?为什么被拒绝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会如此之大? 


三位病人等着看医生。第一位病走进来抱怨说他头疼,医生说:“先吃两片泰诺林,明天早上再给我打电话。”第二位病人跛着一只脚进来说:“医生,我想我可能扭伤了脚踝,怎么办?”医生说:“每天服两片泰诺林,一个星期后打电话给我。”第三位病人情绪极不稳定地走了进来,她说:“医生,我的心碎了,痛苦不堪,我该怎么办?”医生还是镇定自若地说:“每天服用两片泰诺林,一个月之后给我打电话。”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没有医生会开一些止痛药来治疗一个人被他人拒绝后的痛苦感受。但是,这个故事仍然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我们的反应恰恰揭示了关于疼痛的直觉理论。


疼痛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一方面它让人非常不愉快,有时甚至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它又是促进和保证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适应之一。将近20% 的成年人都活在慢性疼痛当中,这种慢性疼痛使我们丢掉了许多个工作日,甚至还会让我们陷入抑郁当中。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仅仅在美国,疼痛造成的生产力下降就导致超过600 亿美元的损失。除了慢性疼痛之外,还有“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疼痛甚至更具灾难性。出生时即患有先天性疼痛不敏感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他们常常会在出生后几年内就不幸死去,因为他们可能会“毫不留情”地伤害自己,也常常会成为致命传染病的受害者。


疼痛也是许多社会道德决策的核心问题。以死刑为例,各种死刑执行方式的创新,从绞刑到断头台斩首,再到注射死刑,都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们减少了死刑犯的痛苦。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少人都认为,与其支持各种令人痛苦不堪的肉刑还不如支持死刑。无论胎儿是否能够感觉到疼痛,堕胎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议。同样的道理,有人认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疼痛,因此,被我们搬上餐桌的动物也常常被卷入讨论之中。


但是前面谈到的每一个例子涉及的都只是身体上的物理疼痛。那么,对于社会痛苦——当我们的社会连接遭到损害,或者预感到社会连接会被损害而感到痛苦,我们的反应又会如何呢?当有人说“他让我的心都碎了”时,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种医疗紧急事故来处理(“我们必须马上对这颗破碎的心进行修补!护士,立即充电到200 伏,其他人全都让开!”)。


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痛苦并不是真正的痛苦,他们觉得这里所说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身体上的疼痛与社会痛苦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两回事,每次我感觉到疼痛时,我都能指出具体是身上的哪个部位在疼。因此,我能推测引起疼痛的那个部位可能有点不适或者有组织损坏。那么,当我感到社会痛苦时,我的手指应该指向哪里呢?



人类的痛感源于何处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心理体验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并不亚于身体上的疼痛,比如,当我们看到莫斯科红场时,当我们探索冥想的宁静时,或者当我们想象并等待着一次令人无比期待的初次约会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不过,这两种解释同样重要)。


第一种解释是,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疼痛可以通过暗示的力量得到极大的改变,比如可以通过催眠或者安慰剂治疗来减轻疼痛。实际上,在催眠状态下做外科手术,既不需要麻醉,接受手术的人也毫无痛感。科学家们通过许多疼痛实验发现,只须让被试预感到自己将会遭受疼痛的沉重打击,就足以让他真的感觉到比原来强烈得多的疼痛。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诸如焦虑症和抑郁症,通常都会改变我们对物理疼痛的敏感程度。疼痛并非全取决于你的心理,但是你内心的想法对于疼痛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为什么身体上的疼痛与期待第一次约会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呢?这还可以从第二个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被认定为纯心理活动的一些事件,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因为人的所有心理活动全都根植于大脑内部的物理过程。即使是静思冥想,也是人的大脑和身体内部发生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神经认知过程的结果。如果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快乐没有大脑作为物理基础,那么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塑造和诱发这些感觉(想象一下摇头丸对人的作用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喝酒会有选择性地消耗大脑血清素,并且让人们更大胆地做出无礼的举动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心理原因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我并不是一个还原论者。相反,我只是想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倾向于人为地把某些东西——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疼痛与情感孤立起来。疼痛、情感以及我们所有的感受必然是生理和心理过程的共同表达。


从这一观点出发,像社会痛苦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抽象的东西,也可能同我们的大脑可以感知到的物理疼痛那样变得具体起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证明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其实是一回事。没有人会真的弄断手臂,来验证一下这种感觉是否跟失恋的感觉一样。社会痛苦的记忆比物理疼痛的记忆更为强烈。不同类型的疼痛带来的感觉也各不相同,且明显具有不同的特征。我所要强调的是,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我们以及周围人的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说社会痛苦类似于物理疼痛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来自我们在谈论社会痛苦时所用的语言。在描述遭到社会排斥或经历社交失败的感觉时,我们所用的语言与用于描述身体上的疼痛的语言几乎别无二致。例如,我们会说“他伤透了我的心”,也会说“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当深爱的女友弃自己而去时,我们会感到如“穿肠剖肚、摧心裂肺一样”的痛苦。心理学家发现,听起来带有隐喻的语言并不像我们最初认为的那样只有隐喻的含义,或者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仅仅是隐喻。目前,世界各地的语言普遍都用描述物理疼痛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所遭受的社会痛苦。无论是与英语同源的罗曼语族(比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英语、亚美尼亚语,还是中国的普通话和藏语,都是如此。如果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种比喻的说法不可能会在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


证明社会痛苦是一种真正的疼痛的第二个证据是,当哺乳类动物的婴儿与他(它)们的主要照看者分开时,他(它)们会陷入沉重的悲痛中。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能够注意到,当母亲离开时,她的婴儿会表现出万分悲痛,并且会不停地放声大哭。20 世纪50 年代,心理学家约翰· 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这个概念,用来解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寄宿制托儿所里的孤儿和弃儿身上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这些孩子得不到一般孩子通常都能体验到的温暖、爱和感情。他提出,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个负责监测我们与照看者之间的亲密程度的“依恋系统”,当我们与照看者拉开了距离时,这个依恋系统就会变成一个“警报器”。而在人体内部,这个“警报器”发出的警报会以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很快就会变成号啕大哭,这是婴儿与照看者分开时所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警告照看者回来照看婴儿。


依恋痛苦明显具有社会性,它发出的信号既针对婴儿本身,也针对他周围的人。这个“依恋系统”就像一个对讲机,它的出现就是为了维持孩子与照看者之间的连接。如果婴儿一出生就拥有的这个“依恋系统”会在成年之后慢慢消失,那么成年人很可能会对婴儿的啼哭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幸运的是,这个“依恋系统”在我们长大后同样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哭喊做出反应。所有人都遗传了这个“依恋系统”,而且终生“携带”着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被社会排斥的痛苦,正如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忍受饥饿的痛苦一样。我们对社会连接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对一个婴儿来说,与照看者保持连接是他的第一目标。我们这个物种与照看者连接成功的代价是,一生都需要被喜欢和被爱,所有的社会痛苦都与这个需求联系在了一起。



社交天性  

作者: [美] 马修·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

原作名: Social: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

译者: 贾拥民 

出版年: 2016-6


什么有的人天生善于社交,而有的人总是充满障碍?


为什么智商越高的人越难相处?


心痛对人的伤害甚至超过头痛?


慈善组织如何激发人们的捐赠行为?


这是一本兼具科学性和通俗性的读物,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研究者们如何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还可以借助本书的内容帮助自己更为有效地与他人沟通,从事社交活动,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进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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